王家儒 男 海南省海口市人。海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彩画家协会会员，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美国艺术之旅（四十五）
再读维米尔
王家儒
上次在《灵魂的对话——美国艺术之旅》一书中曾专门谈论过十七世纪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的艺术，本以为已“没画可说”，没想到事仅隔两年，再次看到他的作品仍然又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并“老调重谈”起来。自两个世纪之来，维米尔的重新发现及再认识己成为一种美谈，像格列柯与梵高一样，其生前生活的惨淡与艺术上的沉寂与后来的蜚名世界成了强烈的反差。
说来也很惭愧，知道他的伟大之时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了。
我们那一代的文艺青年均逃离不了“营养不良”的命运。那时的画册、书籍、报刊资料除了介绍苏俄体系及革命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外，所能涉及到的西方艺术大师要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家，就是被冠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名义的艺术家像伦勃朗、委拉支贵支、哥雅、德拉克罗瓦、库尔贝、米勒、杜米埃、卡拉瓦乔、里贝里、牟利罗等人的作品。再往深处走就是只有语言表述而无法看到的所谓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了。
读大学时适逢文艺的大门刚打开，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艺术势如潮涌，学术界与人们更关心、学习及效仿的是那些一直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没落的艺术”及各种现代流派的艺术，对于这种古典、含蓄而又“低调”的艺术大师自然无暇顾及。
维米尔作品《入睡的女孩》1657年 （87.6X76.5公分）
大约1985年左右，偶读小说家阿城的一篇随笔，其中谈论到一些西方艺术大师作品时的那些观点与看法让我感到有点突然。他认为欣赏了各大博物馆中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后，觉得维米尔的作品是最伟大与杰出的，并颇动情地描述维米尔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那些帷幔及桌布、器皿中传达出一种迷人的温情及感动。阿城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坛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其小说《棋王》于当时也是名噪一时。可以说我就是从他的一些文章中才认识到中国优秀的小说家汪曾祺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文风，文字简练含蓄、空灵，意蕴十足却又不动声色，描绘表述时不会太沉湎其中而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美感，加上80年在北京“星星画展”时看过他的一些描绘北京“拉板车夫”场景的精彩线描作品，知道其乃高人。像他这种见多识广又善丹青的高人为何对维米尔的评价高于同时代中的伦勃朗及委拉支贵支、哥雅及文艺复兴时期前后那些大师？是他个人的偏好还是老维的确非常优秀？于是我便开始关注并搜索维米尔的作品及相关评价文章。当时国内唯一能找到的西方美术史就是李浴编写的《西方美术史纲》，里面肯定没有我要的东西。那时我正好在西南师大读研，学校给的待遇还很高，可以从图书馆中借阅任何书，包括一些禁本及一般不向外借的昂贵外国画册，但仍然毫无所获。这个遗憾一直到1989年左右买到他的一本英文版画册才算结束。
我无疑是维米尔的粉丝。据考证他一生现存下来的作品仅36幅，分别被收藏在他的国家荷兰、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奥地利的大博物馆以及一些私人博物馆里。这几年倒是有缘分陆陆续续看了其中的24幅，有些还是“老友重逢”，说起来再度相逢时不应该感到陌生与悸动。但有些瞬间的直觉的确很难用语言文字去表达得清楚与眀白，当每次进入陈列着维米尔作品的展厅，二十米开外还没看清楚画中的许多具体物象与细节准能感觉到其小小的作品竟然在许多大作品的挟持中像春风一样扑面而来，倾刻那颗心莫名其妙就像触电一样颤动起来。
《信念的寓言》 1671一74年 （114.3X88.9公分）
它的作品奇妙在于你凑前一看似乎每个地方既简淡又平凡，似乎“没什么”奥妙可言，可往后一退去看即刻变得丰富、温婉、古雅、清远与舒朗。只要你在其画前一佇立，无论刚才多烦躁的心顿时都会宁静下来。
虽然是古典风格的作品，可他的作品给人感觉既没有任何繁琐的细节刻画，也没有各种“丰富与细腻”的过渡。可总感到比旁边那些每个地方与局部都描绘得异常精细的作品更丰富与精微。似乎别人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却派不上用场，可他那轻轻不经意的“四两拨千斤”却引来异彩焕发。
从45年前学画开始就知道要把一件物体画得有立体的真实感就要掌握好所谓的“三面五调”。经历30多年的教书生涯，几乎年年都要向学生兜卖它，似乎自己也很“了解”三面五调，不就是那几个简单原理吗？然而当我细细品味维米尔的作品时我发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三面五调”，或者说只是机械、简单地去解读它却没真正的领悟其含义及要领。
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你读出了大师作品的奥妙之时便是认识到自己不足与微小之处。他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愈发现其伟大就愈发现自己的渺小。反之亦然，你如果看不到大师作品的奥妙与伟大之时同样也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而目空一切。
《弹鲁特琴的妇女》1664年 （51.4X45.7公分）
维米尔的天才就在于他明白艺术作品整体的力量、单纯的力量。知道处理画面时什么叫“一针见血”与“简洁明了”。在亮部、中间面、暗部三大面中，他善于将暗部多余的东西过滤掉以阻止其“五彩”对眼睛的诱惑，将亮部繁琐却又吸引人的丰富细节屏蔽掉以突出最关键的部位，始终保持着中间面不张扬的浑厚与密度，有点类似木刻版画中处理黑白灰三大关系的概括手法，简约、鲜明、强烈。当其将所有繁杂的干扰及诱惑关系删除后，其关键点及趣味中心就如红日喷薄而出、光彩照人。体现了“愈少愈精、愈精愈强、愈强愈大”的气象，与我国古代美学中“以一当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设色处理上，他同样舍去五光十色的诱惑，将不同强度与纯度的三原色与它们的补色关系运用到极致。让你在单纯中感觉丰富。在处理整幅作品的色调时，他往往将主要人物置于某一对比色的冲突之中，而其它部分则以类似色隐去其锋芒，这一显一隐让你无论从哪个角度、距离去观赏都“兴奋”地聚焦在主题上。
在技巧的处理上，他不像别的艺术家彰显各种笔触、肌理的美感，而是悄然地削弱及隐藏其锋芒让其自然与不动声色地与物体交融在一起，让你直接了当地感触到深刻的主体而不是炫目的技巧层面。
《年轻女孩的肖像》 1666一67年 （44.5X40公分）
在画面的处理上，他大胆的舍去或简化一切干扰关键物体的层次与细节，让光线的焦点聚集在人物的脸部、手上，避免了观赏者视觉的分散而影响主体的强度，显得大简至朴与鲜明的视觉张力。故而他的作品尽管尺幅很小“火力”却很威猛。体现了愈简愈强的美学理念。
在关键细节的处理上，他可谓反复推敲、惨淡经营、一言九鼎。他不像别人所关注的是技巧的漂亮或者描绘的细腻真实，而是用大小、强弱不等的维米尔式小光斑点按主次关系、前后关系有秩序地将画面联结起来。正是这些看去又小又纯的光点有节奏、层次地将主次、空间、光感、质感等展现出来，使画面神清气爽、主次有别、层次分明，显出了他的天才的把控能力及大巧若愚的智慧。
《戴红帽的女孩》 1666一67年 （23X18公分）
《戴红帽的女孩》作品局部
像其33岁所画的作品《戴红帽的女孩》，面对那毛茸质感的红帽子及深蓝色的上衣，他全然不用潇洒或漂亮的厚笔触去展现技巧的魅力，而是几乎没任何变化、平平淡淡地薄塗两块明暗不同的红色和靛蓝色，与偏绿偏褚的背景形成单纯、简洁的对比。在暗灰度的背景中，浅嫩色的脸部在一小块强烈的侧光衬托下呼之欲出，然后在眼睛、鼻尖、嘴唇、耳环及家具的顶头分别点上强弱、大小、隐显不等的光点，使原本简约对象变得层次分明、丰富多彩，这种在简练中建立的丰富具有强大的力度；其31岁的作品《穿蓝衣裳读信的妇女》也同样大胆的舍去头发、椅子、桌布、衣裳等细节的纠缠，使读信妇女那专注的表情变得真切与细腻，整幅画的恬静气氛则通过一前一后两把椅子中的那十几颗分毫必究的圆钉子金属高光营造出来。这些反光值异常精致的光斑同时也将室内的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画于32岁的《拿天平秤的妇女》也如此，整幅画简洁得没一笔是多余的，在深冷灰的色调中，妇女白色的头巾与衣襟与窗边那一抹亮色赋予人物一种坚厚的雕塑感，而静谧的美感则通过桌子上那几串珍珠及秤子上那些带有动感的小圆斑高光反衬出来。
《穿着蓝色衣裳读信的妇女》 1662一64年 （46.5X39公分）
《拿天平秤的妇女》 1662一64年 （42.5X38公分）
关于维米尔的生平史料极少，其活动范围也很小，估计当时在德尔夫特的名气也不太大。只活了43岁的他生前还得担负着11个小孩的大家庭生计，其并不是靠卖画为生而是拼命地经营父亲遗下的小旅馆及画廊艰难度日，生活拮据，估计自己画画时间不会太多。据说他作画相当苛刻，每幅画至少也得反复推敲二至三年时间，生前实际上也没卖出什么作品。1696年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会中有其21幅作品，其中非常著名的风景画《德尔夫特》卖价最高也就200荷兰盾。从其一生只留下36幅左右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待艺术的虔诚及神圣。
在西方美术史中，以小见大、以静制动、以少胜多、以朴素见髙贵、以沉默见力量的艺术家恐怕非他莫属。将日常的俗景常情变为伟大的艺术品，将局部、片段的日常生活铭刻成生命的永恒。这就是维米尔的过人之处，估计阿城是透过坎坷的人生经历才能体察到作品中那种别人难以企及的静美及平俗中的神性。
《拿着长笛的年青女孩》 1666一67年 （20X18公分）
发表于 2016-1-10 10:4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