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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孤悬海外的海南古代美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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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6 11:12:47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孤悬海外的海南古代美术

王家儒


  根据地质学家的分析,海南岛在百万年前原是和大陆连为一块的“大陆岛”,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地质构造运动,大约在100万年前的第四纪初期发生断层地壳运动,形成一道蔚蓝色的琼州海峡,海南岛才和大陆板块分开,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岛。海南岛最早人类活动起于何时,目前仍无法定论。但根据近年来考古的证明,人类在海南岛上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从三亚市荔枝沟镇的落笔洞遗址、昌江县的皇帝洞遗址、琼中县的米寮山洞遗址、东方县与乐东县交界处的仙人洞遗址,都发现了一些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从以往的历史书籍中,许多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专家都较为一致地认为“黎族”是海南的最早先民,距今约3000年左右,其属于古百越族的一支,就有文书记载而言,一般以汉代的史志为证,象《汉书·地理志》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海,东西南北五百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尤缓,下肩三寸。”《叙书·贾捐之传》云:“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万千里,含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从这些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出,“儋耳人”、“珠崖人”乃古代海南最大的氏族部落。


  自汉武帝遗派伏波将军,率军南证,于公元前100年设珠崖、儋耳二郡后,海南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版图,然其后百余年间,不断发生与士著氏族的冲突事件。汉光帝时期的马援、三国时期的孙权曾率兵讨伐,然而“招抚其人,竟不从化”。隋朝期间(540—600年),冯宝及其夫人冼氏才比较成功地平治海南。唐代,朝廷对海南的统治并不巩固,仅以为流放政敌的之地。大约到了宋代(960—1279年),中央政权方有效地统治海南,并建立教育制度,文化得以较大规模的传播与发展。


  海南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是中央集权流放逆臣之地(单唐宋以来相继被贬来琼就有李德裕、韦执谊、李纲、苏东坡、李光、赵鼎、卢多逊、王仕熙等人),也是历来战乱时期移民的避难所,历史上大规模人口迁移共有几次,却五胡毛华(318年)之后,唐末五代之乱的52年间(907—959年),南宋时期(1127—1279年)及元末明期(1360—1390年)期间。这些历代的贤相名臣、文人墨客、将兵百姓的不断涌入不但使海南的人口发生很大的变化,民族间的血统得以交流,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输入、传播、生根,进一步促进了这块蛮荒之地的文化“内地化”进程。


  据有关学者研究,唐代以前有汉人2万人,唐代7万人,宋代10万人,元代约17万人,明代47万人,清代增为217万人。据1928年至1940年的各项调查统计,汉族约220万人。


  从文化角度来看,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文化自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自唐末以降,汉文化对海南的影响进入了历史的全新阶段。明代琼籍名室邢宥有诗为证:“二郡与图兴于汉,五洲编户盛于唐,故家大半来中土,厚产偏多起外庄”。明代琼山进士丘浚亦云:“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曰来,聚庐此外”。


  据《正德琼名志》转宋代无名氏记曰:“琼管古在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847—859年)朝,文化始洽”,唐贞观(627—649年)末年,被贬为珠崖吉安(今昌江县境内)县丞的王义芳,召集黎族各首领,商议教化,“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这应是中原文化在海南开讲最早的记录。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设立琼州府学及儋州州学后,文化教育始得发进一步发展,海南学子得以参加科举,乃产生海南第一代生员,大文豪苏东坡1097年抵海南之时,就已发现此地乃“衣冠礼乐,斑斑然矣”,除其之外,像李光(谪居琼10年)赵鼎、胡铨等人先后被贬海南,这些人均有良好的学养、品德与传播文化的热情。


  在苏东坡以及历代谪臣的影响下,海南的文化有了质的变化及飞跃,公元1103年海南出现第一位举人,1109年出现第一个进士,宋代期间海南有进士12位,举人23位。元代较为低迷,仅出现2位举人,经过宋元两代的储备,明代的海南文运兴盛,才贤汇兴,不但形成了一个以宋明理学为教育内容的文教网,出进士62位,举人600位。还造就了不少名震海外的一代文化名流,诸如丘浚、邢宥、薛远、唐胄、海瑞、廖纪等。清代虽然未及明代那样群星灿烂,但仍有进士22位、举人150位,并诞生了海南历史以来第一位探花——张岳崧。


  翻开中国美术史,我们不难看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就已经有最早的美术样式——岩画(分布在我国内蒙、新疆、甘肃、云南、广西、江苏、宁夏、青海、四川、贵州、黑龙江、福建、西藏、台湾、香港等地)以及彩陶纹饰。从夏商周的青铜艺术到先秦、秦汉的绘画、雕塑、画像石,从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到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文人画到明清这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美术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史的美术流派,一个个彪炳史册的艺术大师。


  虽然从汉代开始,岭南一带已经有一些跻身于画坛的画家,但真正能够对中国画坛产生影响力的是民国初期的岭南画派。可以这样说,几千年来,从秦汉到清末,从顾恺之到八大山人、石涛,傲视中国画坛的巨匠大师,流派均产生于中原、江南一带。岭南地区是难于问鼎的。因而,从地理到文化均呈边缘性的海南岛自然就没有出现辉煌的可能性。


  浩瀚的中国文化中,书画同源、诗书画一家一直都是中国美术的特色,特别是文人画兴起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参与绘画的普遍性与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士大夫文化人都能以诗书画自娱。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南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文化名流,照理说应该也有丹手高手,至少也有一些能书善画的能手。从历史遗存的资料看,海南曾出现过几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书家,至于丹青妙手,少有提及。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被中国美术史提及只有南宋的白玉蟾。如汪北镛《岭南画征略》所载,宋代的广东画家有白玉蟾和何裕夫2人。


  白玉蟾,原姓葛名长庚(1194—1229年),琼山五原人。随母改嫁至雷州白氏家,因此改姓名。字从阅,又字五叟,白叟,象甫,号如海,海琼子,海南、琼琯、琼山道人、武夷散人,神霄散史等。自幼天资聪敏,“七岁能诗赋,背诵九经”,十岁应童子试,二十余岁时已“博洽儒书,出言成章,文不加点,时谓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天下,其言皆囊括造化之语,儒者谓业入三氏,笼罩百家,非世俗所能。”后遇一真人陈泥丸随其入罗浮山学道,又至武夷山、武当山拜师求学,终得秘经真传。由于他在道教中地位很高,被宋王朝封为紫清明道真人,主持太乙宫,是道教南宗的师祖。


  白玉蟾不仅是道教宗师,也是著名诗人,书画造谐很高。《琼州府志》载:“白玉蟾博洽儒书,究晰禅理,善书法,尤精于画。常往来罗浮、武夷、天台诸山,或蓬头跣足,或青巾野服,人莫识也”。相传其有“三妙”,即画妙、诗妙、书妙。


  书法方面,白玉蟾造谐颇高,草、行、篆、隶皆能,今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行书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行草书《足轩铭书卷》,书风高洁飘逸。史书记载其:“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尤妙梅竹,而不轻作。间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姓名达于九重,天子赐以养素之褒,笑而不受,有愿从之者,莫得也”。


  绘画方面,他善画人物、梅、竹,尤以梅为精。《中国美术史》记:“葛氏,善画梅花,曾以一幅《月下梅花》,惊动当时朝野,人物画尤为著名”。清代扬州八怪之一著名画家金农的《冬心画梅题记》写道:“白玉蟾善画梅,梅枝戌削,几类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冻萼,不知有世上人。……昔年曾见其小幅,题诗亦清绝。今想象为之,颇多合处”。并自谓与白玉蟾:“遥遥相契于千载矣”。


  《佩文斋书画谱》记他自写肖像,“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其他文献资料也记载其在梅、竹之外,多作道教绘画,善写人像。宋朝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曾请他画过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丹青高手。


  诚如美术史论家李公明所写道:“白玉蟾在广东绘画史上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他是宋代的,而且还在于他是广东画家中最早参与文人绘画的艺术潮流,并对后世能具有真正影响的文人画家”。①


  除此之外,另从一些文稿资料及散记中也偶有只言片语及明代的海瑞,善书法,也能丹青;清代的探花张岳崧,也是个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不仅书法造谐高,被誉为当时广东五大书法家之冠,而且在绘画上也是个佼佼者。《岭南画征略》介绍:“张岳崧,与郭兰石齐名。画宗元人,不多作,人争宝之”。还有清代万宁的举人许成德,也是个著名画家,民间传说其画的《牛竹圈》,牛在夜间发出鸣声,虽乃传说,但足见其身手不凡。


  自汉代设郡以来,海南是否还有一些在野的画师与民间丹青妙手,文化名流是否也善通丹青,因手头资料有限,这一切均待考。即使是以上所提及的白玉蟾,均限于零散的文字记载,仍未见其作品披露于世,因而,从学术角度来说,很难把握其来龙去脉观其庐山真面目。


  值得探讨的是,自宋以来,绘画艺术在中原大地已渐成气候,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文人仕子挥弄丹青已蔚然成风。为什么在海南没有掀起一股浪潮?明代以来,全岛已形成一个州学、县学、书院的文教网及一代代修书撰志整理诗文的风气至清代,全岛人口已有217万。华夏大江南北早已日益隆盛的书画文化为何未能在海南一露风采?既然海南的仕官文人均出现不少书法名流,而诺大一个通商口岸、贸易要道的南疆之地,竟没有丹青流淌于文人的雅集及市井世俗?从理论上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可能是史志疏于提及或没淹没成尘的缘故。


  从客观条件来说,海南气候潮湿,蚊蝇虫蚁成患,本来是一个难于保留书画的地方。不同于中原内地,海南既没有名山峻岭而需要凿壁造像,也没有名刹古寺而需要大兴塑像与宗教壁画,民间中也没有绘制彩陶的习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美术事业的开展与作品的传世,绘画不象书法,可以铭记于碑文石刻,这些纸质文本太过脆弱,极难逃天灾人祸的劫数,这种种因素使我们难于寻觅到历代海南美术的遗存。


  与此相反的是,海南的原著先民黎族同胞,却是创造出并保留着具有图腾意义的文身艺术及较高学术价值的黎锦、龙被等织锦艺术。


  18世纪下半叶,岭南一带画坛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先是黎简、谢里甫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文人画的新纪元,特别是道光后期苏仁山、苏六朋的出现,以其天才的火花及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光照广东画坛,为岭南文人画开创了一片绚丽的天空。晚清时期,居巢、居廉的花鸟画的崛起再次将广东画坛推向一个高潮,居派的花鸟画清丽精致,不但称雄一代,以革新、创意精神对中国近代画坛产生强大的冲击,而且对日后岭南画派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但如此,他们还设课授徒,培养出为数不少的桃李而日益扩大影响,形成了当时岭南绘画的主流。


  清代岭南一带画坛日益昌盛,相信这一股风尚势必影响到海南。因为海口自1876年开埠以来,英法等国在此设领事馆,开始通商,并有传教士与洋医从事活动,后来的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的5年间(1884—1889),其对海南的建设,包括国防、军事、经济开发、交通、通商航运、交通电讯、民族关系、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加上自1850年以后,海南人向海外移民之风愈演愈盛,至清末形成海外移民高潮,移民范围近则南洋各地,远则欧美各国。每当政局动荡,海南人口大批外流,一旦政局稳定,外流人口即相对返回,形成人文双向流程的特点。海南侨民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思维活力和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相结合,大大促进了海南社会群体的文化新风,对海南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背景之下,具有清新气息的岭南文化理所当然对琼岛的文化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和影响,盛极一时的绘画自然也能在兼容并蓄的海南社会各阶层广为流行。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文献,图片资料证明,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潜在影响的存在。正是这种影响,民国时期的海南美术才出现一片灿烂的星空。
  
  注释:
  ①李公明,《广东美术史》,38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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